刘晓春：领袖笔墨中的金融

　　（本文转载自“新金融评论”）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往往把重心放在一些惊心动魄的战争事件上，并不常关注经济金融问题。不过，一个政党从建立发展到执政，金融战线其实也不容忽视——红色金融不仅支持了政党和军队的运营发展，也一直秉承普惠理念，支持农工发展。近年来，对于红色金融史的研究有所增加，尽管目前仍然缺乏一些长时段的经济金融的研究，但我们或许仍然能从细微之处一窥全貌。

　　领袖笔墨中的金融

　　文|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书法》今年第七期发表了一部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的手迹，大部分是书信，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我特别关注到其中有关金融的部分。

　　毛泽东《关于开展新区工作的指示札》

　　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的一通信札，时间是1947年10月3日。内容如下：

　　陈粟，并告刘邓：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你们冬衣问题亦须照刘邓办法，令各纵自己分别向商人及有花布民家用借贷方法（将来还钱分文不少）解决。每人制棉衣一件即可过冬，不要盼望后方运送，以致误时。军委，三日廿二时。

　　这应该是毛泽东在为一年后的淮海战役做布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通手札充分体现了出来。有所谓一把手主要管战略，管大方向，其他可以放手让管理层执行。

　　一些企业家上了几堂工商管理课，当真了，回去搞了几句大而无当的口号、指标和一堆顺口溜，号曰：愿景、战略、方针、原则、目标等，然后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去也。不几年，企业就难以为继了。

　　看毛主席是如何谋划战略的？没有宏大叙事的口号，是在看似无关紧要处细细布局，一切都是为了接下来的大战打基础，一切都是指向建立新中国。

　　从这通手札中第一次知道，我党在战争年代，部分后勤保障是通过借贷方式就地解决的。由手札中看，这个方法应该是刘伯承、邓小平在此之前首创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就这个方法专门在括号中注明：“将来还钱分文不少”。我党建党、建军之初就强调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民无信不立”，打仗，直接的是要打赢敌人，实质的是要赢得民心，只有赢得民心，才能真正赢得战争，赢得天下。为了赢得一场战争，需要动用一切手段，但绝不能以输掉民心为代价。一切细微之处，都要考虑到这个“初心”。

　　手札中，“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是为民；以借贷方法解决冬衣，但必须分文不少地归还，还是为民。这是我们方方面面工作，都始终要贯彻的。就是说，做任何决策，都要着眼长远，取信于民。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少人提出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策。道理是对的，突破常规，也是必须的。但主张采取明显有损长远利益的方法以图渡过暂时的难关，则是不可取的。

　　我觉得，我们地方政府的领导、国有企业的领导、民营企业家们，都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通手札，学习他是如何小处着手谋划战略的，尤其要懂得“将来还钱，分文不少”的重要性。确保流动性、确保信誉，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是无赖思维，无助于事业的成功，更不可能基业长青。

　　就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由这通手札的启示是：

　　首先，立“信”为先。金融机构，银行，不是挂块招牌，客户就会信任你的。产品很重要，客户体验很重要，但没有客户的信任，一切都是空的。一些中小银行，盲目扩张，却没有很好的在市场上经营“信誉”、维护“信誉”，虽然有业务的发展，却没有稳固的基础客户群，也因而没有稳定的负债来源，导致流动性脆弱，业务不稳定，风险累积。

　　其次，制定战略需有可操作的路线图，不搞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战略，更不能搞拍脑袋的高指标让基层自己去贯彻执行。现实中，许多机构在口号战略下，编了一套一套的这个“型”、那个“化”，却没有具体如何做的指导。基层为了完成指标，只能不顾风险、不顾政策制度，不择手段地去完成指标。

　　再次，提出各种指标和措施，需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比如数字化转型，列了一连串的“化”，最终是要解决什么业务问题，可以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与不采用这些措施相比到底好处在哪里？现在更多的可能只是为数字化而数字化。许多银行提出向个人业务转型，但如何在客户心目中树立对本银行的信任，各类产品如何营销等等措施，都只有原则，没有具体的指导，更没有分阶段的战略步骤，只是在一堆口号中下达非理性的考核指标。短期内似乎达到了目的，却为后期埋下了风险隐患。

　　周恩来致毛泽东札 1950年

　　毛主席：廿三晚召集有关各方讨论边防军补充及东北供给问题，东北来人均与会。关于后勤部分，已根据我给他们的方针，议定解决办法五项，兹先送请批阅。关于人员补充，待聂由北戴河回，再偕往林总处商决。关于东北供给问题，原则决定：一，粮、草、料、煤，由东北供给；二，经常费由四野拨出，由总后勤部拨给东北；三，预算外之一切作战费用，统由中央支出，东北代付；四，东北增加发行，由中央拨付其所需花纱布作为支出，换取东北货币回笼。具体办法，责成财政部、贸易部本此原则解决。我与一波意见，为东北不致担负发行过重，应准备提早实行关内外货币统一，此事拟待陈云回后商决。周恩来。八. 廿四.

　　就管理而言，一个组织内部，永远存在中央和地方、中央与部门、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协作与博弈。没有最佳的制度机制，也没有永恒的制度机制。需要的是高超的管理艺术，在变动中不断平衡，平衡中形成的制度机制，只是表象，依然需要动态调整，不能固化。这无关乎体制，更无关乎技术手段。

　　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战争也不是单纯的战争，经济和战争都在整个政治的盘子里。政治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不能脱离经济、战争等等的一切要素。专家可以就经济或战争等提出专业理论和建议，但制定具体的经济或战争政策和策略则需要放在整个政治的盘子里通盘考量。真正的最优解，是在那个盘子里。最近关于抗击疫情的争论，专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看到，疫情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

　　前方战争得以顺利进行，战略战术固然重要，后方的稳定却是重要的保障，实际上，后方的稳定本身就是前方战争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前述毛主席的手札内容，就充分体现了这个道理。后方的稳定，包括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老百姓生活的稳定。

　　货币是确保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支付手段。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当时而言，既保障解放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能保障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稳定，更有利于解放区政府筹集资金和物资，同时又能使解放区经济不受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和货币的冲击。所以，货币是经济现象，更是政治工具。

　　货币作为政治工具，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市场、老百姓对货币的信任，实际上也是对政府的信任。建立和维护货币的信誉，同时也是建立和维护政府的信誉。因此，发行货币，管理货币运行，还是要遵循市场规律。货币发行要保障市场的流动性，保障交易的顺畅，但又不能肆无忌惮地超发货币。

　　所以，在要求东北支出相关费用的同时，中央还要专门调拨物资到东北，以帮助其回笼发出的货币，防止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从而造成政治动荡。所以，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只是一个在实践中可不可取的政策选项。历史地看，凡是做这个选择的，都是无奈的下策。

　　当全国解放，原来分散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当然就会形成统一的市场，也必须形成统一的市场。真正统一的市场，需要有统一的货币和货币体系。所以，即将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只是统一的人民币的一种表现形态，不可能是现行人民币之外的又一种法定货币。

　　刘少奇关于发表农村贷款消息和建立新农贷制度致胡乔木等札 1950年

　　乔木、长江同志：这些农贷消息，可以发表，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经济事业尚未走上正确轨道，采用这种“超经济的行政办法”去贷款，以便促进生产的若干进展，也是好的，只要纠正了恩赐救济观点，因为“救济式”的贷款，不独无益，而且有害。然而，这种贷款办法，仍是不好的，不经济的，虽比“救济”进了一步，仍是不值得宣传，而且应加批评的。不过在批评以前或至少在批评同时，应系统地提出一种可行的，合于经济计算的贷款办法，否则，批评就带破坏性，而不会有建设性。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以前，暂时（仅仅是暂时）采用目前这些办法，亦可应付某些急需，而于生产有益，我们仅仅在这种观点上发表这种新闻，而不要把这些经验固定起来。关于国家投资（对国营企业）与贷款（主要对小生产者）问题，应与整个经济问题一起加以研究，而不要孤立研究。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依赖市场与信贷制度的，否则，就不能生产。过去他们是依赖商人的信贷，地主富农的信贷，又依赖商人把生产品卖到市场，又依赖商人买来自己的必需品。这样他们就受商人、地主残酷剥削，因而不能扩大生产。商人和地主在春天贷给农民一石粮，秋后收两石。然而，他们还是要借。现在商人不大借了，地主不能借了，我们新的信贷制度又未建立，农民借不到钱，这种情形，比商人剥削他们还坏。农民、小生产者不能不对这种情形叫苦连天，生产受影响更大。我们必须迅速建立新的信贷制度，同时鼓励农民互助互贷。这种新的国家信贷，应是以扶助农民生产为基本目标，一反商人的剥削目的，但在办法上仍然是春借秋还，并有利息（实际的利息），订立合同，并可要农民、小手工业者给贷款机关（最好是供销合作社）以信用。即在一定价格下交出粮食原料给贷款机关，以后再付钱，或卖给农民必需品。这种贷款和经营，是代替商人、地主的地位，是合于经济法则的，国家与农民均可获得很大利益。然而这需要建立一套经济机构，这种机构，就是供销合作社，或农业银行，或农贷局。在建立这些机构前，首先要在理论上、方法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望你们与暮桥研究这一问题，并能写篇文章发表。刘少奇。十一月十一日。

　　这通手札可能是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发端吧。

　　这封信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农民、小生产者，是需要市场、需要信贷的。信贷，则需要合于经济法则。商人、地主给予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高利贷是残酷剥削（春天贷一石粮，秋后收两石，年息差不多要200%多）。但农民和小生产者得不到贷款，比商人和地主高利贷残酷剥削更坏。全国解放，商人和地主的贷款没有了，就会影响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生计，更会影响社会的物资供应，从而影响社会政治稳定。

　　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新的信贷制度和信贷体系，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新的信贷制度和信贷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必须有权宜性的临时解决办法。这就是这通信札一开始讨论的事情。

　　从内容分析，乔木他们要发表的农贷消息中的“农贷”，应该有点类似于“政策性”“行政性”“指令性”的贷款。刘少奇认为，作为在新的信贷制度建立之前的权宜做法，可以发表这些消息，但必须明确，这贷款不是“救济”。他认为，“救济”式贷款，不仅无益，而是有害。即使这种“超经济的行政办法”贷款，虽然不是“救济”，依然是不值得宣传的，而且应该加以批评。即使因为权宜之计发表这个消息，也绝不能把它当作经验固定下来，一旦新的信贷制度建立起来，就要废除这样的做法。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早已建立起了新的信贷制度和信贷体系，或许这个制度和体系还不够完善，但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刘少奇的这封信，却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们在发展普惠金融、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支出乡村振兴、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绿色经济等的过程中，是不是要用“救济”性的贷款方式，“超经济的行政办法”发放贷款？还是应该尊重信贷规律、市场规律，使金融机构有能力可持续地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乡村振兴、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绿色经济？刘少奇在七十年前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朱德的手迹中有一通1940年关于延安生产运动的总结、一封1962年关于对《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的意见致李先念陈伯达的信，是谈经济问题的，但没有专门谈金融。

　　看了四位领袖的手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周恩来的字，年轻时就已经定型。《中国书法》发表的几件，第一件是1921年的，最后一件是1962年的。后期的字，更老辣，但字形和风格是一样的。毛泽东手迹，第一件是1912年的，最后一件是1957年的。毛泽东从少年到老年，各个时期风格几经变化，区别明显。毛泽东的手迹是真正的书法，超迈绝伦、大气磅礴、推陈出新。一般人只是看到他书法的大气磅礴，并没有关注到他的创新。从墨迹看，中年以后，毛泽东在书法上是有意识地在创新，在作品整体大气磅礴风格下，每一个字的架构几乎都是创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这样的创新又是那么的自然随意，出神入化，没有一点刻意做作的感觉。由书写，或许也能看出两位领袖的不同气质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