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晚点LatePost”)

     近期,大疆董事长李泽湘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关于科技创业以及教育改革他的洞察。李泽湘认为,目前我们的应试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所以很难出工业巨头。同时,对于当前应重点投入的领域,他表示,卡脖子的都重要。

  以下是李泽湘采访内容摘编:

  1.谈创业孵化:应试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教育跟产业需求是脱节的,就很难出工业巨头。民工红利、人口红利已快速消失,我们未来靠的是工程师红利、创业者红利,但大学并没有做好准备。

  这就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要让人找到目标,明白要做什么。

  我首先是一个老师,我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必须探索改革办法。松山湖基地的功能:一方面孵化一批科技公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从这里得到的对人才的要求反馈给学校,开展新工科教育,使两者互相匹配,互相促进。

  在我早期孵化的公司里,比锐是中国第一个做出LED焊线机的公司,客户拿着钱来等。后来失败了,一是因为关键时刻几个创始人吵架;二是比锐当时既做中端机也做高端机,同时开两条战线是学生创业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一定要让一款产品进入市场完成闭环了,你才去做第二个。

  今天我们孵化了60多家公司了,成活率大概80%,独角兽或准独角兽有15%。现在一批公司都在起来,不见得都多大。能看清方向,知道怎么组织资源解决关键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谁都没办法预测下一个平台是什么,你只有把一套创新方法、教育和生态建立起来,打造好,才会陆续出来你现在没法预测的东西。就像硅谷、以色列、深圳。

  创新需要开放的、多元的、碰撞的环境。教育也要多元化,你不能从清北到职校都用一套衡量标准。Single metric(单一指标),所以出来的人就千篇一律了。

  2.谈科技:卡脖子的都重要,但没人愿意做

  当年二战和朝鲜战争时,对真空管以及后面的三极管有很大需求,美国政府支持的一些科技公司都布局在硅谷了。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也把以前支持东部学校的经费倾向性地给了斯坦福、伯克利。这是一个政府、军方、高校、企业、资本多方互动产生的生态。

  卡脖子的技术都重要,但是没人愿意做。这是个很长的链条,比如ASML的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一个核心,芯片封装环节需要焊线机,前面设计环节需要EDA软件。用来生产光刻机零部件的机床(工作母机)也很关键。大飞机、高铁、电脑、手机、芯片都需要机床,任何一件东西都离不开它。工作母机没了,或是做不好,所有工厂都动不起来。

  现在中国能做普通精度的机床,但精密的、高端的机床,全球就日本、德国、瑞士,那么两三个国家能做。中国用来造高铁、飞机的高端机床都是引进的,而且只能用在特定用途,它给你全球锁定,你去加工别的东西马上报警。你进口,别人也不卖你好的。

  国家对高端机床一直都有投,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快50年了,每个五年计划里机床都是核心之一。几年前有一个04专项,投了几百个亿来做机床,但专项结束后,我们跟国外的差距没有缩小。

  一是机制问题。我们的机床厂大部分都是国企: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后面变民企了)、昆明机床、秦川机床、一重、二重等。国企改革深入到这个领域就没能往前走了。这种项目,你支持三年四年是不够的。民企也有那么几家,但民企不可能汇聚那么多人才。

  二是以前我们有好多机床研究所,改制以后都变企业了,跟它配套的东西就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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