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国都在哪里?

当然是长安。

但是刘邦称帝是在哪里?如果你回答是长安,那肯定是错了。

公元前202年,刚刚歼灭楚军的刘邦,在汜水之北称帝,具体而言,他的称帝之处就是陶,即今天的定陶。之后,他把国都暂时定在洛阳,刘邦表扬汉初三杰的讲话,就是在洛阳。后来听取娄敬的建议,才决定建都长安。

这里的重点并非刘邦,也不是洛阳,西汉三杰和长安,而是一个地名:陶。

当我们看楚汉演义的时候,记住了咸阳、彭城、荥阳、成皋、沛县等诸多地名,却没能多关注一下陶这个地名,殊不知,在春秋战国乃至于汉朝,陶都是一个具有强烈存在感的城市。

而这座城市,和一个春秋时代的首富紧紧维系在一起,此人就是:

范蠡。

商圣范蠡。

越国首席军师下海经商成首富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得偿所愿,灭吴报仇。

然而,勾践最得力的助手范蠡不开心了,他深谙人心,知道那个鹰钩鼻子老大的德行,这种人一块搬砖可以,一块喝酒吃肉就不行,所谓能共患难不能共享乐的那种,于是辞职下海,干起了买卖活。

范蠡的下海不是没有把握的,一来他有理论储备,二来他有实践准备。

理论上,他曾经听过春秋首席经济学家计然的课,计然有七策,基本上都是经济上的,只用了五策,越国就复仇成功,还剩下两策,范蠡就捡个现成的,拿去经商。

关于智库资源被用掉多少,还剩多少的说法,不只是在计然这里,在文种那里也有。

文种也是辅佐勾践的天花板级别的军师,他制定了九术,只用了三术就成功,成功后,勾践就送了他一程,送他到越国历代先王那里去运用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的六术。

不管版本怎样,说明一个事实:越国的复仇灭吴计划,只是当时经济战略理论当中的一部分,计然和文种的战略思想,覆盖了战争和经济的方方面面。

实践上,计然的经济理论运用在越国身上,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范蠡也是这些经济战略的执行者,好不好用,怎么用,他都知道,毕竟是练过手的。

因此,范蠡胸有成竹地说:“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既然已经在国家大事上见效,我打算用在发家致富上。

范蠡经商,足迹在东部,在齐国,他换了一个马甲,名为“鸱夷子皮”。

先是在海边经营农业,创业是艰苦的,“苦身戮力”,迎着苦咸的海风,在海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都用不着怎样脑补。

没花多少时间,就富起来了,“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也就是大富。

跻身富豪榜,知名度再次爆棚,烦恼也来了,诸侯们又在向他招手,“齐人闻其贤,以为相。”

因为善于经营而被聘用为齐相,这说明在春秋时期,诸侯国还是重商的。

但范蠡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明显:纯粹的商人,不再和诸侯搅合。

他转身就跑,而且是裸捐之后再跑,从决绝的态度来看,他分明不想和任何一个诸侯国捆绑在一起。

春秋时第一大商业中心在定陶

第二次创业,范蠡选择了一个商业制高点,而当时的制高点不在洛阳,不在临淄,而是在陶。

为什么是陶?

范蠡的解释是:“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陶居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各地都在这里交流,货物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

也就是说,陶是一个商业大都市。

司马迁也认为陶是一大中心城市,“陶、睢阳亦一都会也。”

从西周开始,就有洛阳是天下之中的说法,周的国都在丰镐,但又设洛阳为东都,按照周公的版图,洛阳是诸侯进贡上缴财物的地方,因为关中偏西,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四方的财物运输里程到洛阳最适中。

洛阳,是王朝进贡体系的天下之中;而陶才是真正商业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陶曾是曹国的首都,其地理位置可谓“襟带河济,扼控鲁宋”,黄河和济水是其衣襟,鲁国和宋国的必经之地。

而这个在后人心目中没有多少存在感的曹国,在史上曾经是富强之邦。

曹国是周朝的嫡亲诸侯,其始祖是周文王的嫡六子曹叔铎,春秋时期不是七雄,而是十二雄,其中就有曹国:魏、楚、齐、赵、韩、鲁、卫、曹、宋、郑、陈、许。曹国的政治使命很重大,是要和鲁国一起拱卫周王朝东边的领土。更远一点说,舜在这里捕鱼,后来又在这里建宫殿,商朝的开国国君则在这里建都。

陶一带的居民天生喜欢积蓄,哪怕是吃得差,穿得不光鲜,也要存大把现金在保险柜里面,“能恶衣食,致其蓄藏”,可见其货币存储量很大,购买力估计也很剽悍。

范蠡来到陶的时候,至少是在公元前473年之后;而曹国,在公元前487年被宋国所灭,但诸侯政权的更替,并不能影响陶的商业中心位置。

范蠡在这里,又换了个马甲,名为“陶朱公”,然后囤积货物,相时出售,他不太注重在贸易过程中的人的因素,而是注重时机,也就是说管你张三王五六麻子,我只管何时进货,何时抛出,人只是个执行的工具而已。

原文记载:“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春秋首富的发家周期:六年

从《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来看,范蠡第二次创业从事的是农业和畜牧业,同时又进行贸易,准确地捕捉行情,其利润空间在十分之一左右,“逐什一之利”。

而之后战国时代洛阳一代的商人,则是将其定位在百分之二十。

纵横家苏秦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未成,很困顿地回到家里,被人嘲笑,家人亲戚都劝他从事商业,在他们的口中,理想的商业利润是这样的:“逐什二以为务”,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战国的商业利润比春秋时代的提高了,或者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关于范蠡的盈利法宝,经营原则,史书并没有过多的阐述,既然范蠡听过计然的课,那么范蠡所遵循的应该是计然在会稽山课堂上所讲的“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物价高的时候就像扔粪土似地抛出去,物价低的时候就如同买珠宝似地买进来。

范蠡在陶邑再次致富,具体数额没有记载,但是他致富的节奏有记载,“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十九年时间三次登上富豪榜,平均六年左右,这和计然所说的每六年一个农业和财富轮回是相吻合的。

计然认为,当时的农业收成,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一次灾荒,在他的眼里,经济周期似乎就是十二进制,范蠡的发家周期正好踩在这个节奏上。

行走在计氏财富周期道路上的范蠡,很自信地把自己的财富抛出去,然后一路追上去,六年之后,扔出去的财富又稳稳地落到他手上。

范蠡既然已经看清了财富的轨迹,所以把财富裸捐出去之后,自然有把握再赚回来,因为他知道走到哪个阶段,就会在哪个阶段还回来。

范蠡生活的年代,与司马迁相去不到三百年,不算很遥远,所以其记载应该可信度比较高,史书中的范蠡也有可能是一群商人的综合体,甚至被理想化了。但至少也能看出先秦时期的商业生态:理论上遵循十二进循环制,进出上贵卖贱守,善于盈利而不贪利,善于在商人身份和诸侯身份之间做明白的切割,这一点范蠡比吕不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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